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，中国流动人口已达3.76亿，每四个人中有一个在“流动”。他们的子女有1.3-1.5亿人，约占中国儿童的一半。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，还是随打工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，都置身于环境剧变中，他们也是“时代进程中的承压者”。这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，会不会有比父辈更容易的人生？
40年潮起潮落，三代农民工被时代潮流裹挟，抛妻弃子，候鸟般地迁徙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，中国流动人口已达3.76亿，每四个人中有一个在“流动”。他们的子女有1.3-1.5亿人，约占中国儿童的一半。无论是农村留守儿童，还是随打工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，都置身于环境剧变中，他们也是“时代进程中的承压者”。这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，会不会有比父辈更容易的人生？
留守儿童家长:为了小孩子,反正是没办法才出来打工。一天12个小时,我就希望他们要好好读书。
爸爸妈妈都是很爱很爱你们。
但凡有点办法，谁愿意骨肉分离？二元结构下的乡村，家庭监护显然不如生存倒逼更凛冽。据统计，目前中国没有父母监护，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有644万，他们的营养状况，心理健康，教育质量乃至生存安全已成为令人揪心的社会问题。
曾经也是留守儿童的蒋能杰导演，拍了纪录片“留守儿童三部曲”。
四岁五岁就上一年级了。我们离镇上那么远。小孩父母打工啊，爷爷奶奶就背着小孩子上学。还要在那里租房，租房一年要几百。生活费呢，爷爷奶奶跟着在那里吃，家里没人种田，要好多的钱。
在抽走了农村青壮劳力之后，中国政府并没有好好照顾他们留在老家的孩子。2001年开始的”撤点并校“，使农村基础教育迅速废弛。十年间，中国农村中小学消失了一半。山区孩子被迫长途跋涉，到遥远的镇上上学。
新来的代课老师张老师:代课的工资低,一个月才一二百块,现在高了些,也只有六七百块一个月。
学生家长:我们这里条件太差,没有老师愿意来。。。他要是出去打工,随便做点事一个月一千多块。两个班一个老师,教这个班,另一个班在玩。
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，当城里父母又拼又卷地鸡娃培优时，农村孩子大多与祖辈相依为命，面临学校教育和亲情慰藉的双重缺失。
记者:现在的国家主席是谁知道吗?
留守儿童:不知道。2008年奥运会在哪开的?不知道。
记者:你长大想做什么?
留守儿童:打工。好有钱。找妈妈。
记者:你和谁玩?
留守儿童:和狗。
记者:还有谁?
留守儿童:狗崽崽。
一边是失落的农村教育引发的厌学情绪，一边是南方工厂“用工荒”而提高薪资的诱惑，农村青少年辍学率快速反弹。
美国经济学家，斯坦福教授罗斯高用半生时间，死磕中国农村问题。他发现，中国陷于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中而无法自拔的根源，就是中国农村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比太低。
罗斯高Scott Rozelle(美国经济学家):中国的城里,93%的孩子上高中,。。但是你就看贫困农村,63%的孩子一天没上过高中。
中国经济正在转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些不读高中的人将被更快更不知疲倦的机器挤出车间。高辍学率增加的是劳动力还是失业率？政府有没有算过这笔帐？
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，都是祖国的花。
2007年除夕夜，央视春晚上的打工子弟诗朗诵感动中国。可事实是，这些看起来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打工子弟，带着先天的二等公民烙印，尽管他们的父母也是城市的建设者，也在为城市纳税。
公办学校对他们极不友好。
沈金花（同心实验学校校长）：它要北京给的学籍，就必须要有五证。这个五证要比大家解读的要复杂得多，加起来有十三四个证。孩子父母双方都要有社保，而且社保不能断。。。
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，虽然资金不足，设施陈旧，老师通常没有资质，也很少使用标准化教纲，但至少让孩子有学可上。但由于土地所有权问题、办学品质问题，以及城市管理政策的朝令夕改，这种学校常被拆除、关闭或取缔。2014年之后，北京的拆迁愈发呈现出一种“斩草除根”式的决绝。
秦继杰(智泉学校创办人,校长):这个大拆迁面积太大了,速度来得非常快,虽然我有估计,但我没估计会这么快。他们放假的时候,我跟他们估计,能再办一个学期。那时候没人跟我说,你不要再招生了。
据统计，2006年北京共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，在校学生约10万人，到2018年3月，仅存111所，学生5万多人。疫情之后，只剩七八十所了。
生活在城市屋檐下的流动儿童，小小年纪就要学会理解和适应这种“流动”。但即便这样的日子，也过不安稳，随时可能被送回老家，变成留守儿童。
卢老师(同心实验学校六年级班主任):三年级是三个班,四年级五年级就是两个班了,现在只剩一个班了,因为学生在减少。大部分绝大部分是回老家,主要是父母工作变动嘛,流动儿童就跟着父母走。还有就是学籍。因为国家规定所有学生要有学籍,我们同心学校没有。政府没有给我们教学编制,没给学生学籍,所以得回老家办学籍。
被学籍卡住脖子的农民工子弟，不管在城里读了多少年书，最终还是得回老家高考。虽然2012年后，各地陆续出台异地高考政策，可特大城市的异地高考准入门槛仍然很高。更有甚者，北京还规定外地考生只能报考高等职业技术教育。农民工子弟就不配读本科吗？
张锡峰 : 你见过衡中高三凌晨五点半时的样子吗?你以为我们每天天不亮就奔向操场,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什么?是假装吗?是作秀吗?我们是为了改命啊。
“高考工厂”用遍各种极端应试手段，“小镇做题家”拼上半条命，可是，
张锡峰 ：从小开始，他们的眼界、格局、素养、知识储备、家庭背景，都要比你好上千万倍。 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
当农村学生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完成了12年教育，和城市学生一起抵达高考考场时，他们发现，这个时代，寒门已难出贵子。据统计，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平均比城市学生低40分左右，只能更多地进二本、三本院校和高职高专。
王盼的妈妈：她一直都很刻苦的，她没发挥好。
来自贫困家庭的王盼高考落榜，并无悬念。王盼父母哪怕众筹，背一身债，也要供女儿读书，因为他们都相信：教育改命。
王盼(湖北高中毕业生):如果我读书出来的话,想让我父母过得好一点,应该比较容易一点。
但王盼没想到，在1999年以大学扩招为标志的“教育产业化”后，曾经被视为切断底层社会“贫困代际传递”链条的大学教育，已变了味。2012年BBC系列纪录片《为什么贫穷》第七集《出路》，英文名很有讽刺意味--《Education, Education》。这就是陈为军导演的扎心答案：教育致贫。
王振祥("弘博软件教育"招生老师):弘博教育有自己的专业和人力资源团队,与43000多家企业建立良好的人才输出平台。。。
2000年以后，像宏博教育这类对高考分数没有什么要求，又能发一张大学文凭的所谓“民办大学”，在10年里增长了30倍，疯狂收割像王盼这样的信息闭塞，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学生。
王振祥:城市小孩不上当啊,他得到的资讯多,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。
中国三大暴利行业之首嘛，就是招生。我们招得好的有5000人，一个学生学费￥12500， 那就是￥5000万。老板赚死了。对学生来说，压力太大了。家里猪牛都得卖，有的还要卖房。
这样的文凭有用吗?毕业后万超找工作屡屡碰壁,才发现文凭一文不值。
万超(武汉大学珞珈学院毕业生):为什么别人不要我呢?我不是211, 不是985。
万超搞清算,当销售,工资只有1000块。
万超:不能太少了吧,太少了怎么活呀。是吧,活都活不下去。
可连这样的工作，他都保不住。
(万超失业痛哭)我觉得好傻。
影片结尾，弘博倒闭，老板把钱投到另一个更赚钱的民办学校。众多农村家庭倾家荡产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大学，结果不但没能改命，还将全家拖入债务泥潭。当教育变成生意，高学费、低就业左右开弓，农村学生的出路在哪里？中国每年都有200万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像万超一样，沉淀于社会底层，成为“蚁族”。
这部堪称“蚁族前传”的纪录片，曾在全球70多家电视台播出，观看人数超过了5亿人。但唯独中国不播。
既然拼尽全力也无法逆袭，不如躺平。2018年，日本NHK的纪录片《三河人才市场》，不仅引领时下流行的躺平浪潮，也让人惊觉，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。
刘镇(打工者): 两班倒,12个小时一班。像我们这些人,说白了就是奴隶。
邓大海(零工中介):跳楼,加班时间太长了。
宋春江(打工者):100块钱干八、九个小时,我就说了,饿死都不去干。
陈用发(来深圳18年的小吃店老板)我们不是深圳人,我们是分到最底端的一类人,第六类了。
当资本回报率将劳动回报率远远地甩在身后，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，使年轻人的梦想，变得遥不可及。他们再努力，也不可能在深圳安家。与其焦虑，不如沉沦；与其展望飘渺未来，不如抓住眼前每一天。于是，打日结工，住１５元一晚的旅馆。打游戏，沉缅于“奶头乐”的低俗娱乐，在虚拟世界中逃避现实。
宋春江:搞日结算了,没什么梦想了。
李磊(打工者)感觉人都废了,宁愿做坏人都不愿做好事。
一个赤贫的、无所畏惧的阶层就这样形成了，只问当局者你怕不怕？
王天成(武汉占道经营小贩): 我不配合,我丝毫不会配合你。我要活,我要生存权,我要治病...
王兆阳(王天成之子):二十三岁,风华正茂的时候...手,一下没了。厂子一分钱不赔。有社保,只赔两万八。
民工潮40年，大国崛起，两代农民工被当了耗材，他们的忍耐和爆发，都是为了第三代。在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《城市梦》里，从河南到武汉，靠占道经营谋生的“地摊王”王天成，带领儿子王兆阳拼死抵抗城管拆迁，就是为了孙女。
王天成:孙姑娘在学校夺得第一名, 我只希望她在城里能安家落户,找个婆家,我就心满意足了,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这是我们的希望。
让他们的后浪，和城里的后浪汇合，奔涌在同一条河流吧，那才是一条大河波浪宽！